新创团队常会陷入一种疑惑：以为增加关键的资源投入，就能以线性、可控管、可预测的方式增加想要的产出。问题解答不在增添更多资源，而是行为上的启动与转变，创业者在采取凡事多多益善的思维前，先考虑其他情况。
多多益善的迷思
我们把「数量迷思」称为「多多益善迷思」（more-of-everythingproblem）。当今创业者们的挫败与不满大多来自于此。「多多益善迷思」是指，把太多的信心与精力放在盲目增加系统投入上，误以为那样做就会增加正确的产出与结果。
它的思维逻辑是这样运作的：只要一切资源投入都多放一点，就能创造出一个蓬勃的项目群。我们需要更多的资金、更多的创新中心、更多的加速器、更多的孵化器、更多的大学创业专案、更多的新创活动，一切都要更多。这是采用线性思维，以为只要增加关键投入（例如资本、人才等资源），就会增加想要的产出（新创企业）与结果（价值创造）。问题是，什么都增加不见得有效。
大量研究显示，有一些因素使某些地区能够持续孕育出影响力很大的企业。整体来说，最重要的因素似乎是：许多正处于创业适龄期（职涯中期）的聪明人汇集在某处，他们都想创业，并投入知识密集型产业—外加一些我们无法好好衡量的东西，例如网络与文化。
你可能已经发现，「多多益善脚本」中的很多因素并未出现在上述清单中，例如创投资金、研究与专利、大学创业专案、加速器与孵化器、政府创新专案。此外，即使在顶尖的新创中心，新创企业与投资者的绝对数量也无法预测成果。研究一再显示，一旦考虑到人才密度等因素，上述那些因素与某地的高影响力创业活动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。
这是否意味着那些因素不重要？当然不是，它们也很重要，但光有那些因素还不够，无法让一个城市持续孕育出影响很大的新创企业。创业蓬勃的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异在于，它把这些因素整合到系统中，那个系统是鼓吹协作、包容、指导、创业思维的，并显现出许多有利于创新与创业流程的其他社会、文化、行为属性。
许多人把硅谷视为可以在家乡复制的例子，却没有记取正确的启示。当初创造出硅谷的那些人，不是一开始就打算把硅谷打造成全球最创新的地区。硅谷的出现是靠他们做的事情及做事的方法塑造出来的。当时硅谷与其他地方的差别在于，由下而上的开放文化、协作，以及对当地的奉献，而不是对个人、公司或机构的奉献。
硅谷之所以有今天的样子，是因为它的行为、心态、环境让创新系统有机会出现—那通常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，无法按表操课。其他的一切资源大多是在往后的漫漫岁月中逐渐到位，没有中央计划来推动一切。
多多益善迷思充满了吸引力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行动是可控、有形，而且通常是即时的。什么东西都多加一点，短期内可让人感觉良好，因为你可以看到事情在你眼前发生。但长远来看，除非新创社群的参与者解决了根本的社会、文化、行为障碍，否则一切只会令人失望。借用黄与霍洛维特在《雨林》中所写的：「无法改变人类行为的创新，注定会失败。」多多益善迷思的另一种称法是「资源导向的新创社群发展方法」，或是「以老旧经济方式来开创新经济」。无论是哪个名称，问题都一样：以为增加关键的资源投入，就能以线性、可控管、可预测的方法来增加想要的产出。这种思维是把工厂的生产方式套用在资讯经济的新创企业上，看起来很有吸引力，但不切实际，而且效果适得其反。在采取凡事多多益善的思维之前，应该先考虑其他的情况。
有时答案是，不是凡事都多多益善，只有一些东西符合多多益善的原则。不过，更重要的是，你把某件事情做得多好。你是否充分利用了现有资源？什么事情可以改善互动？现有的资源是否有效整合了呢？
根据我们的经验，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来自增添更多的资源，而是来自启动与转变，尤其是把焦点放在文化与心态上。行为上的小改变一旦普及并持续落实，可能对未来的结果产生重大的影响。
异数比均数重要
数量导向的思维隐含着一种信念，无论是有意或无意的：新创社群的价值创造是依循常态统计分布，所以了解平均结果，即可了解一个生态系统的整体表现。然而，这种想法完全是错的。由于复杂系统是非线性的，它的一大特色是影响很大的罕见事件凌驾了常态统计分配的预测。它是呈厚尾分配（fat-tailed distribution），由少量的异数驱动系统的总价值。由于创业的典型结果是失败，整个新创社群的经济价值是由少数的大成功驱动的，而不是依赖大量的小成功。创投业者喜欢称之为乘幂定律（power law），也就是说，基金只要押对一家公司，其投资报酬可以完全弥补其他所有的投资失败，而且绰绰有余。
最终而言，有少数几家影响力大的公司及几位非常投入的成功创业者，远比有数百家影响力普通的新创企业、共同工作空间、投资团体或大学创业专案更有价值。由于价值在新创社群中是不对称的，创业大获成功比投入资源、人力、活动的绝对数字更重要。为创业者提供一个具体的标竿，让他们勇于追求远大的梦想，相信自己也能完成他人眼中看似不可能的事情──这对创业者可以产生很深远的心理效果。
由于少数几个大成功可以抵销许多失败是新创社群的常态，文化规范也应该反映及支持这点。普遍的失败更突显出底下的重点：成功的创业者应该展现领导力，回馈下一代的创业者。
二十五年前，博德市给人一种创业风潮已经结束的感觉。虽然当地仍有几十位创业者努力开拓新业务，但很久没出现大型变现出场的例子。当时社群分成两大类：一类是富裕的创业者，他们大多已经退休，或不再参与新的创业活动。另一类是年轻的创业者，他们埋头苦干，但是在当地没有同时代的榜样。感觉大家都很忙，却看不到回报。
然而，五年内，就有四家大型上市公司以巨资收购了六家博德市的公司，而且那四家大公司在收购后，都在博德市设立营运单位。另外，有两家本地公司上市了，创造出约一百位新晋百万翁。又过了几年，虽然几位创办人离开了自己创立的公司，但他们大多把一些财富拿出来投资新创企业，有些新创企业是他们以前的员工创办的。突然间，二十五年来少数几个大成功所孕育的创业活动，发展到一个临界规模。
创业回馈
有人创业成功—无论是新创企业扩大规模，还是高价变现出场—对新创社群是巨大的影响。即使只有少数几个成功的例子，也可以彻底地改变新创社群的进程。创业回馈是这些异常成功的事件对新创社群影响特别大的原因之一。
一家新创企业成功时，公司的创办人、早期员工、在地投资者所赚到的财富，可以挹注到下一代的新创企业中。此外，由于创办人、管理者、员工都有成功的新创经验，经历过扩大规模的活动，本地人才的经验得以累积与精进。劳力市场对技术、管理、专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成长，吸引外来人才变得更容易。随着经济的成长，出现更多的高薪职缺，可以支持在地的服务业及创意业更蓬勃发展。
许多创业生态系统忽视特别成功的创业故事，但那些故事可以让大家对成功的信念变得更具体，尽管创业回馈很难量化。成功对新创社群的心理很重要，尤其是在那些从未经历过成功、抱着「这里不可能发生」的态度，或通常有巨大的结构性障碍与限制的地方。
创业者兼投资者克里斯•施罗德（Chris Schroeder）在二○一三年出版的《创业崛起：赶造中东的创业革命》（Startup Rising:The Entrepreneurial Revolution Remaking the Middle East）一书中阐述了这点。在中东，改变心态特别困难，因为裙带关系及传统的成功途径已经在当地社会的心理中根深柢固，那甚至还有一种专门的说法：wasta。在那本书中，施罗德把wasta描述为「一种对偏爱的对象或群体展现的偏袒行为，完全不考虑其资格⋯⋯文化上，如此衍生的净效应是大家普遍觉得做生意只能靠关系。」换句话说，只有关系良好的人能够发展。想像一下，那对一般人的创业雄心有多大的负面影响。幸好，中东的创业者正开始挑战这种传统。
创业是一种边做边学的过程，创业过的人有一套无法从课堂或书本中充分学习的经验。向经验丰富的创业者请益，对有抱负的创业新手来说很有价值。学术研究也证实了连续创业者拥有生产力优势，因为你在一个事业所累积的知识可以沿用到下一个事业。创业成功需要回馈给下一代的新创企业，这有很多管道。
例如，导师、顾问、演讲者、董事、连续创业者、新创企业的员工都可以把他们的资本、精力、知识、时间投入社群中的新创企业。
成功的创业者，只要方法正确，往往可以成为最好的新创社群领袖。他们不仅是财富、知识、才能、专业技能的来源，也是有抱负的创业新手可以仿效的榜样。问题在于他们是否愿意参与，以及决定如何参与。
我们应该鼓励创业成功的人继续接触社群中的下一代新创企业。不要把资本、知识、灵感带到海滩（至少不要永远待在海滩），而是继续参与社群，帮助下一代的创业者。即使你以前创业时没人帮你，也请你帮助下一代。努力让社群变得比你以前创业时更好。努力让那些追随你的脚步创业的新人，走得比你更顺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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